龙飞:第四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的主题发言

  为加强沪港两地调解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扩大以调解方式解决商事纠纷的社会影响,助推“一带一路”国家级合作倡议的实施,2018年5月19日,由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香港联合调解专线办事处、香港调解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在香港律政中心礼堂成功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调解于一带一路地区、内地及香港的发展、机遇与未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指导处处长龙飞参加论坛并作主题发言。本公号现刊发龙飞处长的精彩发言,论坛后续内容敬请期待!

  非常荣幸参加第四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根据论坛安排,我讲三个方面的内容:内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发展路径,商事调解的成就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到纠纷解决领域,体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纠纷解决需求与社会解纷资源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呈现出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等特点。

  由上图可见,内地法院近5年的受案数量一直持续递增。去年,内地法院审理执结案件数达2275.4万件。单一的司法救济渠道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多元解纷需求,需要社会各界参与到纠纷化解机制建设中,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内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可在历年的中央战略部署、法律规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文件中清晰可见:从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首次提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到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从中央层面部署“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任务;2015年12月中央发布《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经历了从探索试点到示范推广、从基层实践到理论升华、从改革政策到制度构建的历程,基本形成了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治理功能。

  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先行调解”写进立法,2015年中央《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提出推动设立商事调解组织。内地的一些商事调解组织,例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际商会调解中心、全国工商联商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北京融商“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等机构正在与国际接轨。证券期货行业在内地设有52家调解中心,银行业、房地产行业、建筑业、造价行业、知识产权、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内地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平台,发挥着案件分流、咨询辅导、先行调解、委派调解、委托调解、司法确认等功能,将大量的纠纷化解在立案之前或者立案阶段。例如,深圳前海法院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为内地法院化解涉港澳台和国际纠纷解决提供了有益经验。上海一中院建立涉自贸区商事调解对接机制,创新了许多改革措施。

  内地建立了特邀调解制度,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法院附设ADR”,专门出台特邀调解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入册的条件和特邀调解规则。截至2017年底,内地法院共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包括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和商事调解组织)2.2万个,特邀调解员7.8万人,接受法院立案前委派调解案件156.6万件;立案后委托调解案件29.7万件。通过特邀调解分流案件,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解纷渠道。

  目前,内地有250多家商事仲裁委员会,每年仲裁案件大约20余万件。许多仲裁委创新“调解+仲裁”机制,如中国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深圳国际仲裁院、广州仲裁委等机构设立仲裁庭组成前的调解员调解程序,取得良好成效。

  根据特邀调解司法解释,对于加入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中的商事调解组织作出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其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通过司法确认制度,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有力地支持和保障商事调解机制。2017年,内地法院受理司法确认案件19.7万件,共确认调解协议有效16.3万件。其中包括人民调解协议、行业调解协议和商事调解协议等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

  6。探索商事纠纷在线届国际在线纠纷调解机制(ODR)大会达成“北京共识”。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在线调解”平台试点工作,今年2月在线调解平台在内地大多数法院上线。一些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在线调解系统,将调解规则导引、纠纷案例学习、调解资源整合、远程调解、诉调对接等多项功能融为一体。

  2018年1月23日,中央深改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将研究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庭,为各参与国当事人提供公正便捷的法律服务。2018年2月9日,联合国贸法会第二工作组在第68次会议审议《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的文书》公约,并讨论修改《联合国贸法会关于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中国积极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讨论,加快建立跨区域性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商贸和投资争端,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多元的纠纷解决服务,提升中国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中的线。司法改革助力商事调解

  去年8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实行网上立案、在线调解、线上取证、在线开庭,加强网络空间司法治理,依法服务保障互联网发展。今年4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金融法院的设立,将有助于增强中国金融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交易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司法改革举措都将为商事调解组织参与化解金融纠纷、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当今时代,纠纷解决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独享服务,而已经成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互通共享服务。建立开放包容的国际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和改善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内地将不断加强与港澳台湾以及其他国家司法机构、仲裁机构、调解组织的交流合作,重视整合国际资源;注重本土资源传承与国际经验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商事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能力;在国际贸易争议纠纷解决中充分尊重国际公约、市场规则、交易习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17年7月11日,国务院批准的《深化改革推进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规定“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在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总体要求的前提下,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这些国际争端解决平台的设立,将吸引更多的港澳台调解组织和外国调解组织进入内地市场,共同打造繁荣稳定可预期的法治营商环境。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跨境金融贸易和基础工程建设、国际物流、海事海商、知识产权等领域纠纷不断增多,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商事调解组织参与调解。2012年香港成立调解资质评审协会有限公司(香港调评会),所有的香港调解员都必须经过专业培训,颁发统一的资质证书。内地也在积极建立专业调解培训机构,如上海凯声商事调解资格培训中心。去年,最高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发文推进内地的律师调解工作,律师进入调解员队伍,也极大提升了调解的职业化水平。当商事调解成为一项职业,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专业技能、职业培训、法律制度时,这项事业将更有生命力!

  在一个国家、社会里,解纷资源是多方面提供的,既有国家提供的诉讼资源,有政府提供的行政调处、行政裁决,这些运用的是公共资源;也有来自市场的市场资源。但是,使用最多的应当是来自社会自身的资源。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是社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未来,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想状态应是实现调解的社会自治化改革。内地需要更多地调动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如商会、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这支力量调动起来,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纠纷解决生力军,将发挥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世界各国调解事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调解服务越来越市场化和产业化。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纠纷都适合市场化,商事调解市场化是商事纠纷的特点和本质所决定的,也是商事纠纷解决的发展方向。这种市场化也不是完全自由发展的市场化,它还必须是符合行业特点管制下的市场化,需要遵循执业准入标准,遵守职业规则,进行规范的自治管理。商事调解组织根据市场配置,提供有偿服务,可以促使调解组织健康发展,保持其长远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互联网+”时代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工作习惯,也带来了纠纷解决的基本规则、发展模式、工作机制的变革。内地法院建立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不是简单地将纠纷解决搬到线上,而是以互联网为基础重新构建一种全新在线纠纷解决模式。技术是工具,效率是手段,正义才是根本。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智慧法院建设的任务包括构建在线评估、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认、在线立案、在线庭审等一体化的纠纷解决平台,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纠纷解决服务,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有效方式。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解决跨境跨国商贸纠纷和国际争端,实现商事调解的弯道超车,努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影响力。

  各位朋友,“未来已来”!我们相信,内地与香港特区的法律人携手同心,紧密协作,两地交流合作的前景将越来越广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将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主 编:龙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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